原標題：李敖女兒致父親：老戰士永不死，他們隻是慢慢凋零 來源：中國新聞周刊 以玩世來醒世 用罵世而救世圖/中國新聞網 據臺灣東東森新聞雲報道，臺灣著名作傢李敖罹患腦癌，於2018年3月18日在臺北過世，享年83歲。 他一生桀驁不馴，曾多次因文章言論大膽批評臺灣國民黨當局而入獄，卻並不改弦更張，筆耕不輟，一生著作約3000餘萬字。 據傢屬公開聲明，李敖於2016年被診斷為腦幹腫瘤，今年1月，標靶藥效漸失，病況急速惡化，並發肺部感染，終於3月18日上午10點59分與世長辭。 “以玩世來醒世，用罵世而救世”的李敖並不忌談生死。2017年4月他接受香港媒體采訪時說，“假如死的話，絕對會很快樂地死掉”，並有一封公開親筆信，希望“跟傢人、友人、仇人好好告別”。 李敖的一生有兩段浪漫的愛情。長女李文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證實父親逝世的消息後，貼出瞭李敖生前最喜歡的歌曲《Danny Boy》的譯版，以致哀思。 歌詞中有一段是這樣的： 哦，丹尼少年， 當風笛呼喚，幽谷成排， 當夏日已盡，玫瑰難懷。 你，你天涯遠引， 而我，我在此長埋。 1982年，剛出獄不久的李敖譯畢歌詞後，還有段附記：“照愛爾蘭民歌的原始意味，這首歌是寫父子之情，Danny Boy 最後尋找到的，是父子之愛。我這裡意譯，當然別有所延伸，特此聲明如上。”這個“別有延伸”，自然就是死者不已，生者含悲的幽明永隔時的心境吧。 2015年春節時，李文曾受邀為我們當年的春節特刊《致父母》撰文，回憶瞭父親對她的影響，以及父女之間的一些趣事。 請不要叫我“李敖的女兒” 文/李文 本文首發於總第697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 我最不喜歡被貼的標簽，就是“李敖的女兒”“李敖之女”。我希望別人對我的稱呼是：李文博士，英語教授，作傢，禮儀專傢，演講人，嘉賓主持人，維權者，監督人，形象顧問，購物專傢，名媛，以及城市不文明現象批評者……惟獨不希望別人稱我“李敖的女兒”。然而，仔細想想，父女之間的影響是的確存在、無法抹掉的。甚至我不希望別人稱我為“李敖之女”，也都和他對我的影響有關。 不被洗腦 我出生在紐約，小時候在臺北住過幾年，但是老爸堅持，我不能被三民主義洗腦，所以我又搬回到瞭紐約，英文就成瞭我的母語。 我在臺灣住的那段時間，老爸已經坐牢瞭。姥姥有時會帶我到獄中探望他。大多時候我們隻能通過電話交流。偶爾可以見面，我會摸摸他的手背，抱一抱他，他會削一個蘋果或者剝橘子給我吃。監獄規定每周隻能寫兩封信，雖然有很多朋友和事情需要聯絡，但他每星期一定會寫一封給我。 我的中文不好，所以每封信都是姥姥念給我聽，爸爸要求我一定要用中文給他回信。信裡大部分是講一些有趣味的小知識，教給我一些英文單詞，有時還會夾上他從書上裁下來的有意思的圖畫。爸爸很細心，為瞭確定信都能收到，他每次都會在信的末尾寫上“小文的信已收到”，還叮囑我要照顧姥姥。 因為是小孩子，所以貪玩一些，每次收到信，我都會覺得好麻煩，又要給爸爸回信瞭！現在回想起來，這些信裡的很多觀點都對我產生瞭影響。比如他說：“小文，我們不要信人，我們要信狗，人不可信。”還有許多和世俗觀點相背離的看法。當時並不理解老爸的用意，現在再看這些信件，和當時有著完全不一樣的體會，覺得他是很用心很用心在做這件事。雖然我一直認為老爸不是一個適合有傢庭和孩子的人，但一旦成為瞭一個父親，他是投入瞭全身心的努力來扮演好這個角色的。而我也從那時起，有瞭傢裡養狗的習慣。 我在美國差不多生活瞭38年。在美國生活的好處是，沒有人會理會你的爸爸是誰、住哪裡、開什麼車，大傢在一片平等的氣氛中生活。這使我在2002年到北京時，非常不喜歡別人把我和老爸聯系在一起。我認為我和老爸是各自獨立的，不需要在提到一個人的時候，要帶上另一個。唯一的好處，是可以在危險的時候“利用”老爸的名字，警察或政府部門的人聽瞭會加快腳步，而大傢也不會質疑我維權的目的，大傢完全瞭解我和老爸的不屈不饒的精神是一脈相承的。還好，漸漸地我也有瞭自己的小名氣。 在美國生活期間，我看過太多外國人對中國人的歧視。中國人也的確有一些非常不好的習慣。這使我很小就感受到自己作為中國人應該怎樣生活，那就是自尊、自重、懂禮但不能隨意屈服。我覺得，不管是海歸還是華僑、華裔，隻要是有中國血統的人，都應該為中國做一些事情。2002年我決定搬到北京來。老爸友善地警告過我：雖然我的想法是好的，但以我在紐約養成的個性，以我在美國形成的美育觀、世界觀和價值觀，我在北京可能會處處跌碰、格格不坐骨神經痛入。事實證明，他說對瞭，但我也並不為這個決定後悔。 這些成長經歷和感受決定瞭我後來的工作方向。正因為有瞭中西方文化的對比，能夠看到差距。我目前正在寫一本書叫《李文談禮》。當然，我講的禮儀，並不是李文的禮儀，而是國際的禮儀規范。 一位《中國日報》 的資深編輯曾對我說：“李文，中國人的道德已經跌入低谷瞭，你為什麼還要寫這樣一部書？”一位外國朋友也曾對我說：“我已經對中國人徹底失望瞭。”聽到他們的話，我感到很羞愧，難道我們中國人真的不可救藥瞭嗎？難道我們就這樣無動於衷、任其自然發展下去嗎？不，我一定要采取行動，做中國道德的腰酸堅決捍衛者。 在這本書的每一個章節裡，我都添加瞭正在讀書的女性的西方古典油畫，都是我最喜歡的油畫。受老爸的影響，我也喜歡書。我很小的時候就幫他擦書，那時覺得很煩。但現在我傢的書也非常多。我覺得，女人最美的時刻之一，就是捧著一本書靜靜閱讀的狀態。真正的淑女是美貌與才氣兼得，真正的優雅不僅僅來自良好的儀態舉止，更來自內在知識的豐富。 在大部分的時間裡，我也像爸爸一樣，躲在自己的書房、陽臺靜靜讀書。女人讀書有多種姿態，但隻要全心進入書的世界，都是最迷人和高貴的，充滿誘人的魅力。但遺憾，中國現代的男人女人們，每天忙著賺錢，無頭蒼蠅一般做事、玩，我覺得很浮躁、壓抑、虛榮、世俗、膚淺、假、沒勁。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，無論多忙、多壓抑，也不要降低自己的生活品質。因為隻有這樣，你的心靈才會快樂，才會更有靈氣，會懂得讓自己變得更優雅、更精致，心裡更有自信，更有品位。2005年9月，李敖、李文父女在北京。圖|作者提供 播種的人 很多人知道我是因為我打維權官司。其實我是一個英文教育者、素質和禮儀教育的提倡者。這看起來似乎與打官司的行為截然相反，但其實內在是統一的。 中國人面對不平、不公正的現象，采用的方法大概有三種：第一種是忍氣吞聲；第二種是大人不記小人過，阿Q式的自己解釋；第三是流氓式的，私下裡報復你、揍你一頓，黑社會式的、黑手黨式的。理性的人都知道，這三種方法都不是理想的方法。 老爸最初找到治療社會瘡癥的良方是——口誅筆伐。這個方式在大眾媒體普及的時代會產生一定的效果，可也僅限於“一定”，對根本問題還是無法起到太多實際效果。後來發現，實際效果就是要靠訴訟，我打官司告你，可以解決很多問題。所以老爸後來在臺灣變成一個非常好訟的人。 我的選擇也是這樣。到北京後，遇到種種事情，我沒有選擇忍氣吞聲，也更碰不上黑社會，我也選擇用法律來維權，這恰恰是講理、有素質、文明和禮儀的表現。依靠法律來維權，是需要智慧、方法、勇氣和信心的，也是與國際接軌的，這是與外在禮儀相匹配的內在禮儀。如果大傢都文明守法，那麼就相安無事；如果你不講文明在先，那麼沒有人可以封我的嘴巴。 我的第一個官司與著名歌星董文華有關。最後我贏瞭。之後，我被物業斷水、斷電，鄰居用磚頭半夜砸我的客廳玻璃等，國臺辦和美國大使館都有介入，最終我都度過瞭。 老爸在這個過程中非常支持我。官司獲勝後，他擬瞭一句謝詞贈給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：“你們的正義永不遲來。”他還在電視節目《李敖有話說》中公開講瞭這件事。他起的標題叫《流淚撒種，歡呼收割》。他說我爭的這些事雖然都不算大事，但又對“維持我們生活的品質”非常重要，他認為我是一個“播種的人”。他還說：自由和公道是要爭取的，“法律不會講話，法律是在那裡的，可是你要使法律講話”，這種精神是很偉大的。 老爸對我也不是沒有擔憂。但是他不會阻止我，因為這也是他曾經教育過我的。老爸是老狐貍，他打官司是看對方的銀行戶頭的，而我通常隻打1元。因為我是美國人，所以沒有灰色地帶，也沒他想得那麼多。 所以老爸常說，小文可愛的地方就是她像在小魚缸裡面遊的一條小金魚，大傢都知道我在幹嗎，很透明，又天不怕地不怕。其實我和老爸都是刀子嘴豆腐心，最簡單不過的。很多人覺得我很難搞，其實是他們想得太復雜。我很透明，隻要大傢遵守規則，按規則辦事、講禮貌，我們是能夠愉快相處的；一旦有瞭糾紛，我們都要用證據說話。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釋，可是你無法不同意我的證據，因為證據是客觀存在的，代表真實。 這樣的官司我打瞭10年多。最近一起還把老爸也“拉下瞭水”。我租瞭北京萊蒙湖別墅手麻痺的一棟房子，因為房屋質量和物業服務起瞭糾紛。2014年6月，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裡發瞭一個帖子，沒有點出房東馬薇的名字，卻單獨點出瞭我的名字，而且它的大標題是這麼寫的：《我院受理李敖女兒為被執行人的仲裁裁決案件》。 老爸為此大發怒氣，因為這件事和他完全沒有關系，法院微博為什麼要扯上他。當然，他也覺得那樣一個昂貴的高檔別墅，竟然違建私搭盛行，房屋質量差到有十餘處的嚴重漏水，把他和我的古董和書籍都泡壞瞭，居然還要仲裁我們。我們倆還吵瞭此生最嚴重的一次架。為瞭彌補，我立刻在新浪和騰訊開瞭微博，立刻澄清這件事。之後，又嚴重投訴瞭三中院。除瞭對雙方個人信息的差別對待，他們的通報裡還有對仲裁裁決的誤讀，這與三中院的法律地位是極不相配的。之後他們向我道瞭歉，在此後的報道中刪去瞭爸爸的名字。我申請向房東強制仲裁裁決，也立瞭案。 我經歷的另外一件事，也讓我和老爸有些失望。我的《李文說禮》當中，除瞭有對禮儀的歸納總結，還有對不文明機構和個人的列舉名單。這導致瞭這本書的誕生非常艱難。 我本來決定給人民日報出版社出版。但是，就在出書前幾天，出版社突然要求我全部刪掉1萬多字的黑名單。我和爸爸都特別生氣。當初決定在這裡出版，就是因為他們願意接受我的黑名單。後來，出版社又要求我把黑名單改成“非禮小故事”，我覺得很好笑，很俗氣，但是願意讓一步。最後，出版社又說，要把書中所有點名帶姓的都改成×××。我提到建外派出所，要改成××派出所，柏悅酒店，要寫成××酒店。我覺得這是天大的笑話，如果這樣，還寫出來做什麼，北京有上萬的飯店和派出所，讀者怎麼會知道我說的是哪一傢？我聲明所有的文字我會自己負責，而且，列入黑名單我都有證據，即使惹上訴訟我也不怕，也不會連累出版社。最後，出版社說，那就減少一些，把××變成×。不過爸爸安慰我說，他的書刪得更慘 痛，他都寧願讓盜版的去盜瞭。 我非常失望。為什麼大傢做事情都這麼別扭、怕事呢？難道是自卑？為什麼每個人都不敢講真話呢？那這個社會怎麼提高和進步呢？大傢都沒有公民意識的話，我們國傢怎麼在國際上抬得起頭呢？所以，我最後決心不能讓這本書就這麼出版。 我和爸爸一樣，打官司是打過程的。我們並不是因為和別人有仇，而是希望通過這個過程，提高大傢的膽識、判斷是非的能力，創造一個大傢都願意講真話、能夠講真話的環境，使中國成為一個講理、講禮的國度。兒時的李文與父親李敖。圖|作者提供 善霸 我和老爸有許多共同之處。比如，我和他一樣都不看其他人微博，我們都是“零關註”，我們都有點自大狂，哈哈。 我們在生活中也都是彬彬有禮、很溫柔的人。即使有糾紛，我們也不會罵人、不會砸別人傢玻璃，而是擺事實、講道理。用老爸的話講，我們是“善霸”，我們也是一霸，但絕對不是窩囊沒用、被人欺負的濫好人。 我們還都認為，中國人講究的“以德報怨”是不對的，而應該“以直報怨”。所謂“以德報怨”，就是你對我不好，但是我要對你好，你打我右臉，就把左臉也給你打。而“以直報怨”就是如果你打我一拳，那我也要踢你一腳，這樣我們就扯平瞭。 為什麼更認同“以直報怨”？因為如果人傢對你不好，你還對人傢好，那該怎麼報答對你好的人呢？所以，別人打你一拳，你就踢他一腳；而對你好的人，你要擁抱他，這才是合乎人情的人間規則。“以德報怨”很偉大，但我做不到，我也不以為那種偉大是必要的。我們要求的是公平，是人間正義，一個有仇不報的人，也是一個忘恩負義的人，因為這種人恩怨太模糊瞭，他們如果從事追求真理的活動是不可信的。中國人歷來講究以和為貴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但我覺得，這種忍讓反而最終會害瞭大傢，因為這個社會最終會因為沒有人敢講真話而變得非常虛偽。 現在我和老爸見面的機會不多。我長大以後，我們的相處方式就比較像朋友，像哥們兒。我每個月從紐約給他寄《花花公子》和名言書籍，他比較欣賞和信任我在這方面的鑒賞力。我也會通過微博調侃他的穿衣打扮，比如我會嘲笑他穿的褲子總是同一款式的Dad Jeans——高腰、皺紋、大2號，邋遢，不性感；我還挑他的微博裡的英文差錯，比如該大寫的字母沒有大寫，書名沒有使用撇號等等；我還準備整理一個“李敖10大禮儀No No”，我想象老爸看後的情景一定特別有趣。 老爸也會在電視節目上笑話我。有一次，他在電視訪談裡說我“可怕”，因為我有200多雙鞋子。他說，有200雙鞋子沒問題，為什麼還要顯擺呢？他邊說邊哈哈大笑地補充說：但是對女人，顯擺也很重要。 老爸過完74歲生日後，對我說他感覺自己老瞭，頭腦不再像以前那樣靈活，有時候還會做錯事。他提到自己正在“逝去”，意思是他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離開人世，而他也已接受這個事實。他讓我將一些與“逝去”相關的英文語錄找出來。我送給他這一條：“Old soldiers never die； they just fade away”（老戰士永不死，他們隻是慢慢凋零）。 點擊進入專題責任編輯：張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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